不久前一些所谓的“学者们”围绕着什么是科学和“伪科学”展开了争论，有人说《易经》就是“伪科学”。真是悲哀，连科学的本质意义都搞不清楚，这些“专家和学者们”还为此争论的“恼羞成怒”。科学就是规定者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只要体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都是科学认识。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认识规律，社会科学有社会科学的规律。

《易经》揭露了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易”，这就是《易经》的最大科学和几千年拥有生命力的本质所在。《易经》的“易”告诉人们，客观事物和处于客观世界的人们在不同的周围环境下面临着不同的生存状况，这些状况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应对。《易经》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而同一事物也有不同的两面性，过与不及都会带来危害。

所以，我们看到《易经》从“乾”、“坤”开始都是以“阴阳”的对比，以及每一卦中的六种情形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同时《易经》中“泰”是事物发展中最和谐的一种局面，也是事物发生形变化的离界点。《易经》告诉我们的是社会发展是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各方面有不和谐走向中正和谐的一个不断变化过程。这一点《易经》和马克思主哲学发展观是相同的。

二〇〇七年中国《社会蓝皮书》2006年12月25日出版。《社会蓝皮书》的主编、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此间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十八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

如此严峻的社会分配不公事实，人们一次次拷问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共同富裕目标和消除社会差距如何实现？“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再次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改革开放伊始，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事业。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分析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社会差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实践证明这个理论和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私有资本的固有本性决定了对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人们在社会中的分层越来越明显，收入差距因资本作用关系而悬殊。少数富人不会自动的把自己的利益让渡给普通民众，这就必须要调整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资料占有政策。有人说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什么是“劫富济贫”？为什么总是有人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呢？不把富人过高的收入拿下来或消平，怎么能够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呢？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那些替少数富人辩护的“专家们”连这个常识就不知呢？至于有人能讲这句话解释成相反的意思。如认为孔子的话是说贫富悬殊的合理性，真是不可思议。

建国伊始，刚刚摆脱长期的国内国际战争混乱局面。加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理论上，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设公有制社会的目标。突出特征就是城乡居民全面的平等发展，消除一切特权和不平等。这是完全按照马克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来进行的。这造成了实践中“左倾”路线，不顾客观发展极端和历史条件的强调社会平等。当时这种极端的平等某种程度上搞成了平均主义分配路线。

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
”这个指导思想在一个时期内对于鼓励人们发挥所长，尽快富起来，增强民众发展自信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允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资本的存在，而其长期存在。私有资本的原始本性决定了，那些先富起来的私有资本家不会主动的发善心资助和带动贫穷阶层富起来。尤其是在少数人富起来后，仍然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作为政治发展纲领，法律上也对此给以肯定。长久下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少数富裕阶层和大多数贫穷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不及时调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矫枉过正”是传统社会法制的一项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惩罚违法犯罪分子采取的是严肃的执法和司法。“严刑峻法”、“性乱国用重典”、“严打”等就是这种执法现象的概括。也可以用“顽症用猛药”来形容。应当肯定这种法制指导思想对于一定时期扭转社会治安状况，和实现社会稳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指导思想可以阶段性、循环式使用，不能一百年不变的永远适用。那种不顾客观事物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而一百年不动摇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这样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体现了“矫枉过正”的理念。

胡锦涛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经济发展实力逐渐增强的实际出发，着眼于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状。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对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功经验和“左”的、“右”的倾向一次矫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保障人权，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和谐社会主要目标之一。虽然消除社会贫富差距的实践是长期和复杂的，但是和谐社会指导思想的确立，把我们带到了有所作为的社会大发展阶段。